“这些不是艺术作品，”她顿了顿，“是生存的回响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技术主管老周推了推眼镜：“问题在于规模化。如果真要推广到三千所学校，现有离线存储模块和人工运维模式撑不住。必须开发轻量化终端，支持自动上传、智能降噪、本地缓存优先，还得解决电力不稳定地区的供电问题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更重要的是伦理。”法务代表陈露开口，“一旦成为课程，就必须面对教材审查、内容审核、隐私保护等制度性约束。比如，一个孩子录下父母吵架的声音，算不算教学成果？要不要上报？谁有权决定是否公开？”

        会议室陷入沉默。

        孙健一直没说话，直到所有人说完，他才缓缓起身，走到地图前，指着云南怒江那个小小的红点：“你们还记得那位唱婚嫁歌的老奶奶吗？她说我们是来‘种东西’的。可如果我们现在开始规定‘必须每周提交一条录音’‘每学期完成三次声音创作’，那我们就不是播种者，而是收割机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他转身面对众人：“我可以跟教育部谈，但条件是??不考核数量，不评比等级，不限定主题。老师可以引导，但从不强迫。每一个按下录音键的孩子，都必须明白：这不是作业，是你为自己留下的一句话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最终，团队达成共识：推出“烟火教室”轻量版套装，包含太阳能录音笔、防水收纳袋、操作绘本（全图示无文字），附赠一本《听孩子的声音》教师手册，强调“倾听比记录更重要”。所有录音默认本地保存，仅在学生自愿授权后才可上传至区域节点，并由AI生成个性化反馈??不是评分，而是一句类似“你今天录下的雨声，让我想起小时候屋檐滴水的日子”的共情回应。

        方案提交后三天，教育部批复同意试点。

        与此同时，另一场无声的风暴正在酝酿。

        四月初，一则短视频在网络上疯传：画面中是一位农村老人，坐在门槛上，手里握着一部老旧智能手机，颤抖着点击PENG应用里的“语音留言”功能。“娃啊……爷爷不识字，以前不会写信。现在能说了，你就听着吧……今年地里的玉米收成好，我给你留了两袋，放在堂屋柜子里。你要记得回来拿……”话没说完，老人哽咽住，肩膀微微抖动。

        视频标题写着：“AI复活亲人？不，这是我孙子教我录的第一条声音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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